请示报告，本是上下沟通的桥梁、工作落实的保障。然而，一些地方却出现了层层请示、事事请示的“过度请示”现象，这种现象看似讲规矩、守程序，实则让组织变得僵化、干部变得怯懦。过度请示，不仅拖累效率，更会侵蚀干部的担当精神、助长形式主义歪风。所以，必须让请示回归沟通协调、凝心聚力、推动落实的本源初衷。
过度请示的本质是懒政思维，用程序正确掩盖行动缺失。真正想干事的干部，遇到问题首先想的是怎么解决；而习惯于过度请示的干部，遇到问题想的却是怎么上报。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前者主动作为，后者被动应付。他们把请示当作完成动作，仿佛文件报上去、批示等回来，任务就算告一段落。殊不知，群众要的不是一份份请示材料，而是一个个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这种“以请代干”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新型懒政——用程序上的忙碌替代行动上的作为，用纸面上的流转替代问题上的攻坚。长此以往，干部就会丧失主动思考的能力，变成只会传声的“二传手”。
过度请示的根源是信任缺失，上级不敢放权、下级不敢担责。一方面是上级机关管得过细、控得过死，动辄要求凡事先请示，让基层干部缩手缩脚；另一方面是下级干部揣摩上意，担心自作主张惹来麻烦，干脆用请示来自证清白。这种双向互防的恶性循环，使得请示异化为一种心理安慰和行为保险。更为隐蔽的是，某些干部利用过度请示来规避风险——事情办好了，是严格按指示办；事情办砸了，是依请示执行。横竖自己无责，责任全在决策者。这种精明的小算盘，严重扭曲了请示制度的初衷。要破解困局，必须重建信任：上级要敢于授权、放手使用，下级要敢于负责、善于作为。
破解过度请示之道在于权责对等，让该决策的有权决策、该担责的必须担责。首先要厘清权责边界，明确哪些事项必须请示、哪些事项可以自主决定、哪些事项可以事后报备。有了清晰的清单，干部才能心中有数、手中有尺。其次要推行分级授权，按照“越贴近一线、越有发言权”的原则，将处置权下放到最合适的层级。基层干部最了解实际情况，理应拥有相应的决断权限。再次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在临机处置中出现的非主观失误予以宽容，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后要改变考核导向，从看请示频次向看解决实效转变。一个干部是否优秀，不在于他请示了多少次，而在于他解决了多少问题。
请示是方法，不是目的；是手段，不是终点。让我们从每一件具体工作做起，该请示的规范请示、该决断的勇敢决断、该落实的坚决落实。唯有如此，才能使请示制度回归本源，才能让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真正成长，才能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