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人类获取知识、处理信息、表达观点与作出判断的方式。诸多原本由人脑完成的逻辑推理、事实理解、价值判断、行为决策和创作表达等高阶认知活动，正不同程度地“外包”给数智工具，从而使认知外包成为数智时代日益常见的现象。大学生作为数智技术最活跃的使用群体，其学习、生活与信息获取过程已与各类数智工具深度绑定，因而也是认知外包现象的主要群体。
数智工具在提升大学生的认知效率、拓展认知边界的同时，亦暗藏着弱化其认知能力、增强思维惰性、强化技术依赖的隐忧。尤须警惕的是，当大学生在信息甄别、公共议题判断和人生抉择中，日益习惯于将思路、立场和答案让渡给数智工具时，其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就会面临深层风险。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理论体系”。立足这一战略指引，深刻剖析数智时代大学生认知外包的价值风险，并系统探寻防范化解之策，对于保护大学生的认知主体性、推动智能向善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认知外包：数智时代大学生认知新样态
广义上的认知外包，是指主体将认知任务转移给外部工具或他人完成。从认知科学的发展脉络来看，人类借助外部实体来分担认知负荷并非数智时代所独有。无论是延展心智理论提出的外部器物构成认知过程的组成部分，还是分布式认知理论强调的认知单位向社会—技术系统扩展，都昭示了人类认知天然具有外化与延展的倾向。然而，数智时代的特殊性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实现了技术工具从“被动存储载体”向“主动生成代理”的跨越。由此，认知外包已从浅层的计算与存储延伸至高阶心智领域，演变为将逻辑推理、事实理解、价值判断、行为决策、创作表达等高阶认知活动转移给数智工具来完成的新样态。
从认知功能的维度审视，数智时代的认知外包主要呈现四重向度：其一是记忆与信息外包，即主体将知识记忆、资料检索与内容归纳交由外部工具代劳；其二是注意与筛选外包，即主体依赖平台推荐、热榜排序和算法推送来裁定关注焦点与信任客体；其三是判断与决策外包，即主体将亟需自主比较与权衡的博弈过程悬置，直接采纳系统供给的方案与结论；其四是创造与构思外包，即主体借助智能系统完成文本创作、方案设计与表达生成。上述形态的递进表明，认知外包早已逾越简单的记忆替代，正深度介入理解、判断、选择和创造等更为复杂的人类心智中枢。
从意识参与的深度考察，认知外包呈现出由显到隐的递进层次：主动外包是主体有意识地指令智能系统生成方案或梳理论点；被动外包则是主体在未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平台的智能匹配与自动补全持续牵引信息接触与判断方向；而最须警惕的是隐性外包——主体在长期的技术交互中形成对算法的无意识信任与路径依赖，在未察觉中被外部系统重塑了思维逻辑，让渡了自己的认知主导权。
当前，这种由浅入深的认知外包已全面渗透进大学生的日常场域。这一现实图景在相关实证调查中得到了直观确证：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2025年对3129名大学生开展的调研显示，高达99.2%的受访者正在使用AI工具，其中11.7%属于几乎每天多次使用的“重度使用”群体。更为关键的是，认知外包的路径依赖正在形成——65.9%的大学生在遇阻时会下意识首选求助AI，47.1%坦言已在心理上“离不开AI”。在应用场景上，认知外包正从常规的资料收集与文本处理，向情感与社会交往领域深度泛化：调查表明，62.7%的受访者会借助AI处理现实社交场景，近八成曾将AI视为闲聊对象乃至某种形式的“朋友”，另有26.0%在情绪低落时主动向AI寻求情绪价值与心理代偿。与此同时，大学生群体内部也潜藏着对“主体性流失”的直觉焦虑：40.9%的受访大学生担忧对AI产生难以割舍的心理依赖，62.3%担忧过度依赖会弱化独立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从辅助工具向判断依据、情感寄托的全面蔓延清晰地表明，数智工具已不仅是学习与生活的附属工具，更在潜移默化中充当了塑造大学生认知习惯和价值判断的“代理人”。
二、大学生认知外包的价值风险透视
当前，学界关于认知外包风险的探讨，多集中在思维惰性、能力退化和技术依赖等认知表层。这些问题固然需要重视，但更为深层且隐蔽的危机在于：认知外包并不只是改变了大学生“怎样学习”与“怎样思考”，更在悄然重塑其“怎样理解价值”“怎样体察社会”以及“怎样作出抉择与承担责任”的底层逻辑。从价值观生成的内在规律来看，价值观是主体在现实生活、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中逐步生成的稳定精神结构，是价值认知、价值情感与价值实践的内在统一。当数智工具从信息辅助越界，进入事实探究、情感体认和行为决策等核心心智与实践环节时，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就可能被数智工具背后的算法逻辑所干预和扭曲。
（一）价值认知层面
价值认知是主体确立价值观的起点。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主体对客观事实、历史脉络和社会现象进行全面、深入地把握。然而，认知外包现象打破了这一正常的认知规律，其带来的深层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递进的环节中：
首先，在认知方式上，直接索取替代了独立思考。正常的认知过程，原本需要大学生亲历搜集材料、比较观点、分析因果和辨析立场等复杂的思维活动。但在认知外包模式下，许多大学生逐渐养成了“遇事不决问AI”的习惯。面对复杂的社会议题，他们不再去查阅原始文献或进行细致的背景调查，而是直接向数智工具索取系统生成的“预制答案”。这种对现成结论的轻易获取，使学生跳过了亲身感知、比较辨析与批判反思等关键环节，实质上剥夺了他们在不断探索中独立建构认知框架的机会。
其次，在认知效果上，碎片信息取代了系统理解。由于跳过了艰辛的探究与论证过程，大学生通过数智工具获取的往往是孤立的结论。在现实表现中，大学生或许能够借助数智工具流利地复述出某种正确的立场或理论观点，但如果深究这些观点背后的事实依据、理论前提和历史发展脉络，他们却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缺乏事实支撑和系统逻辑的认知结果，造成了事实、经验、历史和意义之间内在联结的断裂，导致大学生的知识积累日趋碎片化。
最后，在认知能力上，技术依赖削弱了自主辨识力。长期用智能工具的“一键生成”代替大脑的思考加工，必然会导致大学生自身思辨能力的退化。因为没有亲自经历过辨别真伪和梳理逻辑的磨炼，大学生面对海量信息时，往往会丧失沙里淘金、去伪存真的辨别能力。这种认知能力的弱化，容易使他们陷入看似掌握海量信息、实则缺乏独立判断的空心化状态。当面临具有争议的复杂问题时，他们很难依靠自身的理性进行客观分析，只能继续依赖外部系统的投喂。
（二）价值情感层面
价值情感是主体确立价值观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价值认同不只来自书本上冰冷的概念，更源于对现实社会的体察、对他人处境的关心以及对公共生活的真实体认。然而，认知外包使得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方式越来越多地依赖算法和智能系统的中介，这种依赖对价值情感的剥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递进的环节中：
首先，在情感对象上，抽象符号取代了鲜活现实。真实的价值情感总是指向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和事。但在认知外包的过程中，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充满痛感的人生境遇，往往被智能平台压缩、包装为点击量、热度值和情绪化的标签。这种高度中介化的数字环境，把生动复杂的社会现实转化成了冰冷的数据指标。这导致大学生在认知社会时，面对的不再是真实的社会情境，而是被算法过滤和提炼后的抽象符号，情感投射的对象失去了原本的温度。
其次，在情感体验上，旁观心态冲淡了社会共情。当社会现实被降维成算法摘要和智能推送后，学生体察社会真实痛点的触角便被严重削弱。他们习惯于通过屏幕和机器来“浏览”他人的苦难或社会的变迁，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在这种缺乏直接接触的交互中，大学生很容易以一种“看客”的旁观心态来对待严肃的社会议题。他们习惯了快速划过一条条信息，却难以在具体的社会境遇中生发深沉的同理心与情感共鸣。
最后，在情感能力上，物理隔离加剧了道德冷漠。价值情感的培养离不开真实人际交往中的物理摩擦与具身参与。长期依赖数智工具获取外界信息，等于在主体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由于缺乏真实情境的接触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得不到充足的滋养，便不可避免地趋于淡漠。他们可能在字面上非常通晓什么是责任、公平与奉献，却难以在内心深处产生真正的触动，最终导致价值观失去了真实的情感支撑。
（三）价值实践层面
价值实践是价值观的最终落脚点。成熟的价值观应当能够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指导主体的行动，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深度的认知外包正将大学生的实践行为逐渐框定在算法的逻辑闭环中，导致其实践主体性的萎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递进的环节中：
首先，在行动决策上，算法依赖剥夺了自主试错的历练。真实的价值实践往往伴随着矛盾与不确定性，需要主体在艰难权衡中做出抉择。这种迎难而上、不断试错的过程，正是积累实践经验和磨炼意志的重要途径。然而，面对学业发展、社会交往、创新创业等现实问题，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提供最优解或路径规划，使大学生规避了自主抉择所必须承受的心理压力。这种看似降低了决策风险的“智能导航”，实则剥夺了其在摸爬滚打中成长的主动权，导致其一旦脱离算法指导，便极易陷入不知所措的决策瘫痪之中。
其次，在行动过程上，机械执行取代了能动创造的实践。真正的实践不仅是完成任务，更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和提升主观能动性。当认知外包深度介入大学生的日常行为时，他们的行动逻辑逐渐屈从于外部算法的即时指令与步骤拆解。系统如何规划，个体便如何执行。在这一演变中，大学生可能逐渐丧失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力，从主动解决问题的人，变成了被动执行算法指令的人，使得社会实践日益呈现出程序化、刻板化的倾向。
最后，在行动后果上，技术掩护诱发了主体责任的逃避。实践的能动性意味着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责任担当是价值实践的最高要求。然而，长期非反思性的人机交互，养成了部分大学生“遇事不决问AI”的心理惯性。由于行动的方案和依据大量来源于外部智能系统，大学生在真实的社会实践中一旦遇到挫折或面临伦理争议，便容易将责任推卸给技术工具，产生责任转移和逃避心理。这种在便利化服务中隐性放弃独立思考与行动的习惯，可能导致大学生责任意识的退化。
三、 大学生认知外包价值风险的防范化解路径
防范化解大学生认知外包的价值风险，是数智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命题。面对来势汹涌的技术浪潮，教育的使命是在复杂的数智环境中重构人机协同的新型育人范式，引导大学生从被动的“算法响应者”重新站位为主动的“技术驾驭者”。为此，高校必须在价值引领、评价重构与素养塑造三个维度上系统发力，全面构筑抵御认知外包价值风险的教育防线。
（一）强化思想引领，加强认知主体性
防范认知外包的价值风险，首要前提是帮助大学生在认识论层面澄清“人应当如何与技术共处”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包裹在工具主义外衣下的“算法中立论”麻痹了大学生的批判意识，使其误以为数智工具只是客观、透明的效率加速器。因此，高校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洞穿代码的表象，深刻识别隐藏在平台机制与黑箱算法背后的资本增殖逻辑和意识形态预设。只有确立了对技术本质的清醒认知，才能在人机交互中坚守防线，防范技术异化，真正确立自身的认知主体性。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必须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与日常数智生活的深度嵌合。面对智能问答、自动推荐与生成式内容，教育者不仅要引导学生追问“这个答案是否高效”，更要倒逼其反思“这个结论是否真实”“这个立场是否正当”“这个建议是否负责任”。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历史定论、社会争议等公共议题，以及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必须旗帜鲜明地要求学生亲自参与价值判断，不将真伪和立场的判断完全交给机器。通过这种高频次的价值拷问，打破学生在便利化工具使用中滋生的被动接受倾向，重塑其作为时代新人的价值自觉。
（二）重构评价体系，划定人机协同边界
大学生认知外包泛滥的重要诱因，在于传统的结果导向型课程评价机制与数智工具的“一键生成”能力之间存在张力。如果评价体系仅聚焦于最终文本的完整度与流畅性，便极易诱导学生绕过真实的学习过程，追求“无摩擦”的智力代工。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引入“合意困难”理念。“合意困难”强调，真正的深度学习和高阶思维养成，必须伴随着适度的认知阻力、试错反思与困惑挣扎。教育者必须在顺滑的智能交互过程中设置必要的“认知减速带”，迫使学生保持思想的在场。
在课程设计的实操层面，高校亟须建立场景化的“可用、限用、禁用”三层人工智能使用规范，科学划定认知负荷卸载与认知边界拓展的红线。对于资料检索、格式调整等辅助性任务，应允许合理使用以降低重复性劳动；但必须明令严禁在考试测评、原创性核心任务及价值判断类场景中对AI进行替代性使用。同时，要全面转向强化过程性的教学评价，大幅增加需要具身涉入、现场答辩、多维交叉论证以及长周期项目考核的比重。在人机协同教学中，提倡引入“不给完整答案”的苏格拉底式AI导师，促使大学生提交包含选题说明、观点演化记录、事实核验清单与个人反思报告在内的完整学习档案。真正的能力淬炼，正是要在这种不可完全外包的知识重构中实现。
（三）重塑主体能力，提升核心价值素养
在数智时代，机器越是聪明，教育就越需要回归对人的主体性关照。面对认知外包带来的深层价值风险，高校不能仅仅停留在工具技能的培训上，而必须致力于提升那些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专属于人类的主体能力。具体而言，应在教育教学中着力厚植以下三种核心素养：
一是培育批判反思的理性精神，破除对标准答案的迷信。人工智能擅长基于海量数据生成确定性的结论，但人类主体能力的最高体现恰恰在于“提出好问题”与“质疑已知结论”。高校应在教育中刻意为学生保留思维阻力，引导学生面对智能工具给出的“预制答案”时，保持追问前提、辨析逻辑的习惯。通过增加探究式和思辨性教学，让学生在面对复杂争议时，不盲从于算法推荐的“标准答案”，始终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质疑的理性品格。
二是涵养真实深沉的共情底蕴，对冲算法中介的道德冷漠。机器可以精准打捞情绪标签，却无法产生真正的主体间共情。面对日益数字化的生存环境，高校必须主动打破物理隔离的屏障，将大学生从屏幕前推向真实的社会生活。要鼓励学生深入基层、参与志愿服务和真实的人际交往。让其在与他人面对面的互动中，去触摸现实社会的温度，体察他人的苦乐。只有在充满真实感受的具身交往中，才能激发出深沉的同理心，筑牢价值观的情感基础。
三是强化勇于抉择的责任担当，确立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可以提供趋利避害的效用计算，但它永远无法替人承担现实行为的道德与法律后果。针对大学生在人生规划和日常行动中过度依赖算法的倾向，高校必须着力重塑学生的责任意识。要教育学生明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社会中，自主试错本身就是主体成长的必经环节。同时，要鼓励学生敢于听从内心的价值召唤去做出抉择，并勇敢承担实践的后果，拒绝在机器的掩护下逃避责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捍卫人的主体尊严。
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使得认知外包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技术趋势。然而，技术可以拓展人的认知，但不能替代人在价值选择中的亲身求索。面对认知外包在价值层面带来的深层风险，教育不能退化为纯粹的技术适应性训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必须在拥抱数智技术的同时，坚定捍卫大学生在其自身价值观生成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将技术作为辅助的工具，不断厚植批判反思的理性、真实深沉的共情与勇于抉择的担当，才能真正跨越算法编织的数字屏障，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作者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数字文化原创力及其提升策略研究”（25B0122）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