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人膝下迳（敬）禀者，儿从中国银行汇来30英镑，收妥……”这是收藏于潍坊侨史馆的一封民国侨批，寥寥数语，却诉尽两地情长……
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往故里的家书与汇款合一的凭证，闽粤方言称书信为“批”，故曰“侨批”，又称“银信”。侨批作为海外侨胞与家人维系感情的纽带和支援家乡建设的重要途径，内容包罗万象，大到“世情”“国情”，小到“乡情”“亲情”，记录着海外侨胞的家国故事，也承载了一份特殊的“山海情”。
昌邑是山东省唯一的县级“华侨之乡”，有潍坊侨史馆、昌邑市博物馆、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等涉侨展馆。在历史的长河中，昌邑华侨跨越山海，在异国他乡拼搏奋斗，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个人与家族的记忆，更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涉侨藏品，正是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无声见证者。
随着历史长河不断流淌，这些泛黄的纸张，正以它们独有的方式展现着昌邑籍侨胞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史。每一件侨批的背后都有让人动容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平凡而琐碎，却将昌邑籍侨胞的家国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昌邑老一辈华侨的奋斗史，大多是四海为家、勇于开拓、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史。
据《昌邑县志》记载，周朝时，柳疃一带便开始养蚕织帛，捻线就织，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脉，为昌邑人闯南洋埋下了伏笔。早在清代康熙年间，曹雪芹祖母之兄、昌邑人李煦任苏州织造，将江南先进织造技术引入柳疃，大幅提升了丝绸品质与产能。清末民初，柳疃丝绸步入鼎盛，织机逾两万台，从业十万余人，成为北方丝绸重镇，为柳疃丝绸大规模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咸丰三年（1853），昌邑柳疃丝绸业大兴，岞埠村徐忠绍、徐长庚等人首携柳疃丝绸远赴印尼、新加坡，开启昌邑人下南洋经销丝绸的先河。此后，越来越多昌邑人背起绸包，踏上海上丝路，而真正把这份生意在南洋做大、带动乡邻成群出海的，是南裴庄的杨茂春一家。
光绪四年（1878），杨茂春父辈杨岱山、杨嵩山兄弟赴南洋卖绸，客死异乡，尸骨难归。杨茂春闻讯，两度渡海寻回遗骨，也看清南洋对柳疃丝绸的旺盛需求。他变卖田地筹资，与织户订立供货契约，组建队伍，于光绪十一年（1885）再下南洋，在巴达维、三宝垄走街串巷叫卖，后创办源兴泰绸庄，又在柳疃设源兴恒供货，在汕头设中转站，形成柳疃—青岛—汕头—南洋的供销一条龙，生意遍及南洋诸岛。
受杨氏叔侄引领，昌邑下南洋卖绸者渐至万余人，足迹遍布当时被称作一溜五印度的南洋群岛。他们背起沉重的绸包，走街串巷叫卖，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顶着酷热与歧视，沿街叫卖、忍辱谋生，用双脚把昌邑丝绸踩进南洋的街巷与市集，在异国扎下根脉，他们心中明白：每一匹绸布的售出，都意味着家中亲人可以多一顿饱饭，多一件冬衣。
“我们是在加尔各答上的岸，这是印度的第一大都市。在二战前的相对平静期，各种商品需求量极大。尽管语言是我们最大的障碍，但我们连比划加表演，销售量不断增加，还把昌邑丝绸卖到新德里、孟买、马德拉斯、班加罗尔等大城市。”印度华侨刘维泰在侨批中说。
印尼华侨徐洪亭在侨批中说道：“初去时，话不懂，天又热，肩背两个超过自己体重的包袱，沿街流动叫卖。卖不到钱回来就要受老板的斥责、辱骂、冷嘲热讽，甚至毒打……”他的回忆和叙述，就是当时许多华侨在国外生活的真实写照。
随着下南洋的昌邑人越来越多，如何将银钱与书信安全寄回家乡，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1902年，昌邑第一家邮局——柳疃邮局应运而生。它专司函件与货币汇兑，让昌邑华侨的家书与银钱有了安稳归途。彼时，海外来信只需写下“中国柳疃”四个字，便能精准抵达故乡。每一封侨批都沉甸甸的，外寄的是用血汗换来的银钱，内藏的是跨越千万里的牵挂。纸短情长，系着一家生计，连着万里乡愁。
昌邑市博物馆和潍坊侨史馆里，收藏着大量的侨批。它们中有的已经字迹模糊，有的纸张脆化如蝶翼，但每一封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情感的载体，是跨越百年的家书。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仿佛能看到：在南洋的某个黄昏，一位昌邑籍华侨坐在异国的窗下，就着昏黄的油灯，提起毛笔，蘸满浓墨。窗外是异国的陌生景色，耳边是陌生的语言，但他的笔下流淌的，却是一笔一划的方块字。他写下对父母的问候，对妻儿的牵挂，对故土的思念。然后，他将银票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信封，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下四个字——“中国柳疃”。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实习生 金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