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楼》是知名作家罗伟章的最新长篇小说。

在小城东轩，有这样一幢红砖楼，它曾是当地文坛的圣地与象征。红砖楼里住着以冉强、孙云桥等人为核心的“东轩作家群”，他们在时代浪潮中激荡、沉浮，上演着一幕幕关乎理想、名利与生存的悲喜剧。青年盛华，怀揣对文学的赤诚步入红砖楼，他渴望靠近光环，却在追随中逐渐看清光环背后的幽暗……

围绕“东轩作家群”的聚散流变，《红砖楼》深入刻画了不同的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跋涉，是关于选择、尊严与自我觉醒的深度书写。罗伟章用他独有的黑色幽默，毫不留情地揭开人性的明与暗的部分，最终指向的，是每个人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守住自己的本心。这本书不仅是一群文学青年的故事，也是每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心灵图景。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风和微风》《看见自己》《大地让人类辽阔》，长篇报告文学《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入选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等。

新书出版之际，新黄河客户端记者专访了作家罗伟章。

作家罗伟章

《红砖楼》是一部“自审”成分很重的小说

记者：《红砖楼》是您首次将笔锋大规模转向城市知识分子群体，而在当下书写知识分子似乎是个略显冷门的题材。是什么样的触发点或长期观察，让您觉得要写一篇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

罗伟章：知识分子是个比较暧昧的概念，定位往往是模糊的，知识分子本身，有身份自觉的人也很少，正因此，那样一个群体尽管存在，却几乎是隐形的。我写这部小说，首先就是吁请知识分子能够自证：我不是什么其他身份的人，我就是知识分子，我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有道义担当。道义担当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但很多时候，在这点上我们是缺失的，《红砖楼》的主人公冉强，是知识分子的异化，而且从根本上走向了“反知识分子”的道路。这样的人触目皆是，并不需要非凡的观察和发现。我希望冉强能够成为一面镜子。

记者：小说以写梦为开头，以梦开头在长篇小说中并不少见，为何会这样开头？另外，小说通篇使用对另一个人自我独白的方式，为何用这种叙述方式？

罗伟章：我其实并没想过为何以梦开头，前几天还有评论家论及这部小说，追溯到鲁迅先生写梦的文章，说那是源头，我也没想过。我写小说需要特别考究的是第一句，第一句有了，后面就自然流动。不过，既是考究，就有原因，以梦开头，能让时间停留，也能把时间做旧，产生似真似幻的感觉。

同时，如你所言，可以独白，营造“诉说”氛围。这种结构方式，能给予我最大程度的叙述自由。能否达成叙述自由，往往决定一部小说的成败。有人问过我：“《红砖楼》中的‘你’究竟是谁？是读者吗？”我说，你说是就是，随便你怎么想。

记者：这种题材的小说，很容易写成给人以“文坛内幕”这样印象的作品。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克制批评的冲动，而写成了一部通过文坛反映人性的“启示录”？

罗伟章：我曾经说，这部小说的旨意，既不是揭露，也不是批判，“怜惜”才是它的真正表情。

我们的小说传统，他审多，自审少，《红砖楼》自审的成分非常重，按评论家陈培浩的说法，是“刀刃向内”。人一旦进入自审，就会走上宽阔的道路，我是指内在灵魂的宽阔。小说也一样。我说“怜惜”是因为，像冉强那种人，可能获得了很多，但丧失得更多、更本质。

书写的是知识分子“恒常”的困境

记者：小说写的是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坛，但它所揭示的讨好、依附、嫉妒、背叛等人性剧本，在今天的一些知识领域比如学术界、艺术圈依然普遍上演。这是否是这部小说的“当代性”的价值所在？

罗伟章：没有“当代性”，文学就没有意义。我们去读久远的经典，读的也是它的“当代性”。好小说之所以好，是因为其中有时间，也有时代，有别人，也有自己。具体到《红砖楼》，我想表达的，除了人性戏码的生生不息，还有“恒常”对社会和人生的影响。小说分两种，一种写变化，一种写恒常，以我自己的作品为例，《谁在敲门》写变化，《红砖楼》写恒常。倒不是截然分开，恒常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恒常，只是更侧重哪一方而已。

记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书中的孙云桥、申响等人，他们的出走或坚守，是否代表了您为知识分子指出的一条理想出路？与《红砖楼》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知识分子或作家的精神处境是变好了，还是陷入了新的困境？

罗伟章：事实上，出走也是一种软弱，因此出走最多只能算是一条出路，很难说是理想出路。知识分子终究不能只有私我，某些时候，对个人是好的，对整体生态不一定好，甚至很坏。我刚才讲，《红砖楼》写“恒常”，因此冉强、孙云桥、申响等人面对的精神疑难，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面对，当然形态上会有区别，程度上也会有轻重，同时的的确确还会出现新的困境。

记者：《红砖楼》中，主人公盛华反省过“语言被破坏”的问题，您在创作谈《累人的小说》中谈及“读小说需要穿越公共语言的丛林”，请展开谈谈。

罗伟章：小说表达生活，但什么是生活？许多时候，生活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构筑的“事实”，划定了生活的边界，造就了生活的样貌。语言的节制与泛滥，又直接影响乃至型塑着我们的心性。

去听黄土高原上的老歌“哥哥爱妹妹”，心就变得丰富和柔软，就想象着对方处处都是好处；而语言过剩的时代，则很容易戾气横逸。我们从网络上发现，过剩的语言往往也是单一的语言，是唯我独尊或抱团取暖的语言，索取的只是“回音室效应”。一旦有了不同的声音，即刻变得粗暴、强蛮并丧失语言的羞耻感。

《红砖楼》里，主人公盛华不止一次反省自己的语言被败坏了。其实是，泛滥的公共语言，把真实的、有意义的生活屏蔽了、切割了，我们因此无所着落，于是焦虑、抑郁、虚无，于是对未来既不敏感，也不期待，于是躺平。

而小说的使命，正是穿越公共语言的丛林，为“生活”重新定义，把生活与生命打通，使其抵达本质，焕发光彩，成就生机勃勃且经过审视的人生。

从乡土到知识分子，题材是自然而然的转化

记者：有评论说《红砖楼》是“文人圈的《儒林外史》”。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在致敬或对话这部古典名著？

罗伟章：那倒没有。我都没想起这部书。布鲁姆提出“影响的焦虑”，我没有那种焦虑，也没有那种欣悦。我只是吃着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奶，让它变成自己的血肉，然后真诚地书写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

记者：您的“尘世三部曲”、《谁在敲门》等作品均是沉郁厚重的乡土书写。转向知识分子题材，对您来说是“越界”还是“回归”？您如何看待自己创作版图的这次扩展？创作上还会回到熟悉的土地吗？

罗伟章：我觉得这就是自然而然的，既无“越界”也无“回归”的感觉。我看见，我体察，我思考，我表达——不管对乡土，还是对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在别的访谈中我也强调，题材重要，又毫不重要，它只是观照世道人心的一粒沙子。至于是否还会回到熟悉的土地，那要看我对土地能否产生新的认知。

记者：最后，对于那些心怀文学梦想、渴望进入某个“圈子”的年轻人，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或者说，您希望他们读完《红砖楼》后，能获得什么样的感悟？

罗伟章：好些年轻人都比我聪明，而且写得那么好，对他们说话是多余的。不过你提到了，就还是说几句。欲望人人都有，但在付出行动之前，要掂量值不值，掂量跟自己的文学梦想是否匹配。如果不仅有欲望，还可以让欲望畅通无阻，先别急着高兴，别忙于认定是自己的能干或命运对自己有特别的眷顾，而是警惕地问一声：在达成欲望的途中，我是否付出了与才华、诚实、劳动无关的代价？

《红砖楼》里的盛华是要问的，也因此，他的路就不可能平坦，但他保存或重建了自己，从而能够尊严地活着，而且我相信，他也能够尊严地书写。

其实，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而言，有哪一种“圈子”比文学本身更饱满也更能成就自己呢？

记者:徐敏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