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时常到供销社里打酱油。还没走到柜台，酱油香和着酒醋香扑鼻而来，温柔地抚慰我的感官。我靠上与头平齐的木柜台，递上一毛钱，胖乎乎的林姨嘴角立刻咧到耳根，笑着高声说：“你妈又叫你来打酱油啊！”林姨原先在公社当妇女主任，后来调到供销社当营业员。她与我妈妈是好朋友，我来打酱油，瓶子总是灌得满满的。

提着酱油瓶，我得意地走回家，走路的姿态、天真的神情、幸福的模样都与摄影家布列松拍摄的代表作《男孩》一模一样。我与他都是在完成一个美好的任务。母亲会用酱油拌饭，加上一小调羹的猪油，浓郁的酱油香味便在舌尖上蔓延开来。那是我儿时的美味，但只有饭吃不下去、胃口不好时才有这样的待遇。

后来村里时常有个人挑着担子来卖酱油，那个人绰号叫“酱油信”。“酱油信”是温州萧江毛家处村的人，这个村祖传酿造酱油。“酱油信”个头瘦小，穿着一身与酱油一样黑的中山装，右手搭在扁担上，歪斜着头，挑着两个装着酱油的木桶，慢条斯理地吆喝：“酱油哦，酱油！”声音又尖又脆。停下酱油桶，他左手握住我们递上的酱油瓶，扣上乌黑的漏斗，右手打开桶盖子，摘下挂在桶壁上的木勺子，利索地伸进桶里，勺上酱油倒入漏斗中。一勺五分，两勺一毛。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步中学就读高中，每周步行来回至老家河头垟，中途经过毛家处村，发现酱油厂关闭了。一个秋日的傍晚，我怀着好奇心，与同行的同学去探秘。只见几间茅屋，斑驳的墙壁，破旧木门的屋子里散落着制作酱油的各种器具，有石磨、斗笠、箩筐、簸箕、扫帚、木桶……在后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大缸、小缸在杂草里。我闭上眼，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古老的石磨转动声，回响着往日制作酱油的匠人的吆喝声。我惆怅茫然，想象着赤日晒豆粕、秋风扬酱缸的那个盛况。

父亲时常怀念就读温州师专时，尝过一位老师给他吃过的上海酱油。父亲说，上海酱油醇厚鲜美，我们本地酱油无法比拟。他有天突发奇想，要自己做酱油，还要做出与上海酱油一样的美味。暑假里，父亲买来一篮子的黄豆，清洗浸泡，煮熟后放在簸箕里，挂在楼阁发酵。发酵好的黄豆晒干与盐混合放入缸中，加井水搅拌密封，父亲说再过一个月就有好酱油可以吃啦。一个月之后开缸，酸腐味夹杂着咸味冲进脑门，父亲把上面漂浮的一层白绒毛捞净，打上浓酱，给母亲烧菜。我们吃了一口就再不愿动筷，父亲却还在一旁叨念着上海酱油的滋味。

20世纪80年代末，我当了一名海员，时常航行到上海港，每当漫步在南京路，就会想起父亲常说的上海酱油。好几次想买上几瓶，都因是玻璃瓶装的液体，到温州港再回老家坐大巴车确实不方便而没有买。每次回到家里，父亲都会问我航行到过什么地方，我从父亲的眼里读出了他的期盼。又一次航行到上海，我终于下决心买了一桶十公斤装的上海酱油。到了温州，我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又坐了半个多小时的三轮卡，提着上海酱油到了家里。父亲看到了上海酱油，激动地分享给左邻右舍，自豪地说，“这是我家阿华从上海带过来的酱油，大家分点吃吃，味道很鲜美的”。他还没尝上一口，就知道上海酱油的鲜美，可见他心底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记。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杨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