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无畏的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历经生死考验，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铸就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为纪念这一伟大壮举，“战火记忆”栏目邀请革命先辈后人、党史军史专家，追忆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先烈们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
今天，我们刊发开国上将贺炳炎之子贺雷生的深情口述——《独臂将军的硬骨头》。贺炳炎将军16岁拎刀从军，长征中右臂被炸碎，以独臂之躯走完长征，被贺龙元帅称为“骨头比钢还硬”的人。他的故事，是长征精神的生动注脚，是共产党人信仰力量的真实写照。让我们在回望中汲取力量，在铭记中砥砺前行。
贺炳炎（1913.2.5-1960.7.1）湖北省松滋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排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三军手枪大队大队长、营长，湖北独立团团长，湘鄂川黔独立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五师、第六师师长，红二军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冀中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第三八五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五旅旅长、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第一兵团第一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青海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我是贺炳炎的长子贺雷生。父亲去世时，我才15岁，但他留给我的记忆，却像烙进灵魂的火种，几十年来从未熄灭。应中国纪检监察报之邀，我来讲讲我的父亲，讲讲他在长征路上的故事——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险、最壮烈，也最闪耀的岁月。
父亲1913年出生于湖北松滋一个贫苦铁匠家庭。16岁那年，他拎着打铁的大刀，追着贺龙的队伍非要当红军。贺龙看他年纪小，起初不肯收，可父亲倔得很，说：“我是打铁的，有的是力气！这把祖传大刀，我练了七八年，一两个人近不了身！”贺龙被这股子韧劲打动，把他留在身边当警卫员。从此，父亲便跟着贺老总南征北战，从一名小战士成长为红军主力师的指挥员。
“战场上分什么前锋后卫？哪个上去有利，哪个就上！”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时任红二方面军第五师师长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血与火的征程。
12月，国民党军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由雪峰山赶往瓦屋塘，拦击西进的红军先头部队。为使大队人马能够顺利通过湘黔边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命令父亲带领的红五师担任后卫，堵截敌人的追剿部队。
当红五师赶到瓦屋塘时，战斗已经打响了。敌人抢先占领了东山头，对我军先头部队疯狂阻击。父亲认真观察战斗态势，发现敌人虽处于优势，但未构筑工事，立足未稳，便果断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身边人劝他：“师长，我们是后卫啊！让前面的部队打吧，我们要看住后面啊！”父亲怒吼：“战场上分什么前锋后卫？哪个上去有利，哪个就上！”
他冲在最前面，带领战士们绕到敌后发起突袭。机枪扫射，手榴弹炸响，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正在拦击红军先头部队的敌六十二师，没料到屁股后面起了火，本来就有“后顾之忧”的陶广立即命令部队放弃瓦屋塘正面的拦击，集中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偷袭他后路的红五师。
红五师的目的，就是要从后面吸引敌人的火力，好让大部队通过瓦屋塘。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父亲担心敌人追着红军大部队打，就继续组织火力，拼命阻击敌人。
敌人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一边放枪，一边潮水般地向下涌来。轰！一颗手榴弹在父亲身边不远处爆炸，气浪把他和警卫员掀倒在地。幸好，他们没有受伤，只是父亲的裤子被弹片穿了一个洞。但是，这颗手榴弹却击中了红军的机枪手，那挺封锁敌人的机枪“哑”了。此时，另一个机枪手已赶到，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但是，很快，新上去的机枪手又倒在了血泊中。敌人趁机枪停歇的一瞬间，意欲通过红军阵地。父亲赶紧抱起机枪，没命地扫射，打得敌人掉头又往山上跑。
“贺炳炎忍痛锯臂的英雄气概，我们也要把它写进历史，教育后代！”
一阵激战，父亲累得浑身是汗，额上的汗珠滚进眼睛里，刺得他睁不开眼。他抬起胳膊，胡乱擦着汗。嗖嗖嗖……从侧面突然飞来一梭子子弹，他躲闪不及，正打在右臂上，顷刻，棉衣袖筒浸透了血，滴滴答答直往地下掉。他强撑着还想指挥战斗，可没走几步就一头栽倒，昏死过去。
战友们哭喊着把父亲抬下阵地，鲜血一路滴洒。卫生部长贺彪赶来一看，当场落泪：“骨头炸得稀碎，土和棉絮都嵌进肉里了……保不住了，必须锯掉！”父亲听说要锯臂，猛地坐起：“不能锯！我还要打仗啊！”可当他明白不锯命就保不住时，竟咬着牙说：“锯吧！贺老总还在等我归队。”
此刻，他最大的痛苦不是钻心的疼痛，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失去一条胳膊！但很快，他想起了小时候听说书人讲的故事，比如“王佐断臂”“罗通盘肠大战”“关公刮骨疗毒”等，他觉得古人尚能如此坚忍，他也能。警卫员流着眼泪问他：“师长，您痛得很吧？”“我不怕痛。”父亲顽强地说，“不信，我唱支歌给你听：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干革命不怕杀。横下心来斗白匪，掉了脑壳碗大个疤……”歌声虽然微弱，却充满了革命激情，也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手术在老乡家门口的一块门板上进行。没有麻醉，战士们按住父亲的身体，父亲把一条毛巾塞进嘴里，死死咬住。锯子下去，“吱嘎吱嘎”地响，像在锯木头。三个小时，他一声没哼，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汗水浸透全身。
手术结束，贺龙总指挥从手术盘里捡起几块碎骨，用手绢包好，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把它带在身边！三国时的关云长请医生刮骨疗毒的事，还写进了历史、传为美谈。我们的红军战士，我们的共产党员贺炳炎忍痛锯臂的英雄气概，我们也要把它写进历史，教育后代！”
“我少一只胳膊，命还在；他们要是没了，革命就少了一个人！”
六天后，父亲就从担架上爬了起来，骑马指挥部队继续前进。虽然他只剩一条左臂，却依然带领战士们担任全军总后卫，挡住追击的敌军，收容大部队掉队的伤病员。红军穿越草地时没有吃的，只好就地取食，靠挖野菜度日，可前面的部队已把能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卫部队要填肚子只好向地下发展——挖野菜根。师特务队的几个小战士挖不到野菜根，便一个个噘着嘴，赌气不挖了。父亲将右臂的空袖朝他们面前一甩，鼓励他们：“你们看，我一只胳膊，还要活着出去打天下，你们比我年轻，手脚又灵活，一定能看到革命成功。”小战士们先是一愣，接着噘嘴变成咧嘴，连跳带蹦地找野菜根去了。
最惊心动魄的是抢渡葛曲河。河水暴涨，山洪咆哮，面对又累又饿的官兵，父亲深知，如不一鼓作气，在天黑前组织部队渡过河去，战士们很可能被冻死、饿死，或是被追上来的敌人咬住打死。为了保住革命火种，父亲从部队中挑选了20多名身体较好的官兵，组成先锋队，下水探路。随之他又招呼战士们解下绑腿带，编成一根缆索横在河上，让大家拉着缆索泅水。
过河时，父亲的马上驮着一名饿昏了的战士，他自己跟在马后，用仅有的一只手紧紧抓着缆索，一步一步艰难地向河心走。突然，一个大浪袭来，走在中间的一头骡子受了惊，把背上的病号甩进河里。父亲二话不说，松开缆索，用单臂划水救人。可一只胳膊划水，身体不平衡，很快他也被卷进恶浪中。幸亏几名战士跳下水，才把他和落水者一同救起。
事后有人说：“贺师长，您只剩一只胳膊，不该冒这个险。”父亲却说：“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我的兄弟？我少一只胳膊，命还在；他们要是没了，革命就少了一个人！”
父亲一生负伤11次，身上有16处伤疤，但他从不言苦。他常给我们唱他最爱的那首歌：“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干革命不怕杀。横下心来斗白匪，掉了脑壳碗大个疤！”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长征结束后，父亲投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始终冲锋在前。1955年，他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可仅仅五年后，1960年7月1日，父亲因积劳成疾，在党的生日那天溘然长逝，年仅47岁。
父亲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我们长大成人。但他的精神一直鼓励着我。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总会想象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咬牙锯臂的场景；每当我觉得委屈的时候，就会想象他把最后一口野菜根让给战士的模样。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用生命教会我：什么叫忠诚，什么叫担当，什么叫一个共产党员的骨头。
今天，我站在和平的土地上讲述这段往事，并非只为追忆。我是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人：我们脚下的安宁，是无数像父亲那样的人，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我们肩上的使命，是他们未竟的事业。长征虽已远去，但那条信仰之路，永远在脚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