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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截至25日15时30分，这场山洪和地质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联。

这不是一次“没有预报”的灾难。从中央气象台到地方气象部门，对此轮南方强降雨过程的预判已持续数日。5月24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2026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重庆永川所在的区域此前已被纳入重点防范范围。

根据永川区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委员会办公室4月30日印发的《重庆市永川区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茶山竹海街道内存在崩塌和滑坡风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7处，其中5处位于大桥村。23日下午，村干部就开始打电话通知村民注意暴雨、提醒撤离。当晚，有村民在凌晨被电话叫醒后逃生，但灾害仍造成了不小的人员伤亡。

问题出在哪儿？

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是，山洪和地质灾害的突发性、局地性强，难以精准预测。气象预报可以判断“某区域有大暴雨”，但很难精确到“哪一条沟、哪一面坡会滑坡”。永川这次出事的位置，不在那7处隐患点之内。这意味着现有排查体系覆盖不了所有风险区域。那些没有被标注为“隐患点”的地方，在极端降雨条件下同样也可能遭灾。

更深层的问题是，预警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或许存在结构性堵点。

村干部在灾害发生前做了大量工作：当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通知村民。可电话通知这种方式，在深夜、在暴雨中、在山区信号不稳定的条件下，效率会是有限的。有的村民可能已经入睡，电话未必叫得醒；有的接到电话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有的通话到一半，信号就断了。

这暴露出当前基层在防汛应急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宏观预警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末端传递手段还常常停留在“人传人”的原始阶段。气象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模型可以提供越来越精准的预判，但这些信息要变成村民在凌晨两点的“立即转移”，中间还缺一套可靠、快速、覆盖到户的传达机制。

城市居民习惯了手机推送、小区广播、社交媒体的实时信息。但在山区农村，尤其是留守老人较多的村庄，智能手机使用率不高，很多人不习惯看天气类App。他们更相信和依赖村干部的口头通知、大喇叭、电话。而这些方式在夜间、在极端天气下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大喇叭可能被暴雨声掩盖，电话可能打不通，村干部人手有限，挨家挨户敲门在深夜也不现实。

更关键的是，预警信息中缺乏足够明确、强制的行动指令。什么情况必须转移？往哪里转移？谁来组织？当村民听到“晚上有暴雨”时，第一反应往往是“雨大就大，几十年都过来了”。

此外，山区基础设施的设防标准与极端降雨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村干部说，从山顶倾泻而下的雨水和沙石已经超过了排洪沟的极限，“难以承受”。即便预警到位、转移及时，排洪沟、挡墙、截水沟这类工程措施在百年一遇的降雨面前也可能失效。而这些措施的设计标准多基于历史数据，而气候变化正在让“历史极值”不断被刷新。

永川的案例并非孤例。每年汛期，类似的悲剧都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重演：预警发了，会开了，人也通知了，最后还是有人没能撤出来……

如今，极端天气已不再是偶发异常，而是必须直面的新常态。因此，亟须建立一套更直接、更有效的预警响应机制。比如，扩大风险排查范围，在极端降雨条件下，非隐患点同样可能成灾，应该结合地形、土壤、植被等条件进行动态评估；综合运用手机短信、应急广播、北斗短报文等多渠道预警手段，尤其在通信薄弱的山区；建立更明确的转移标准，避免基层干部和村民在灾害面前犹豫不决，并勘察和指定每个村组的临时避难场所和具体负责人；最后，加强基层应急力量配置，建立以村为单位、以网格为基础的应急响应小组，配备必要的通信设备和抢险工具。

只有这样，才能在极端天气真正来临时，为信息接收最薄弱的群体筑起最后一道安全防线。预警真正的价值，不在发出，而在抵达。

监制丨李绍飞

编辑丨杨瑞

审校丨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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